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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7 05:12: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童年时遭受性侵,对孩子的生理与心理带来的往往是不可挽回、甚至伴随终身的伤害。”刘希娅代表说,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,不知如何面对,容易出现抑郁等心理问题,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事件,保护孩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原市秦岭办副主任王聪林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实施问题。2010年至2018年8月,王聪林在任原户县县委常委、副县长、原市秦岭办副主任期间,利用职务便利,多次为他人在追加建设项目、项目审查、变更用地性质、调整容积率等项目推进方面提供帮助,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20万元。王聪林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。2019年2月,王聪林受到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,违纪所得被收缴;2019年9月,王聪林犯受贿罪,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又六个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面对这样的情况,男性配偶在新生儿孕育过程中的照顾和陪伴显得尤为重要。”熊思东称,目前男性配偶参与育儿方面还较为落后,许多人希望陪伴妻儿,却有心无“时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要完善机制,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工作岗位,一律不得录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。”刘希娅代表说,2018年最高检“一号检察建议”提出“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”。上海、重庆、贵州等地已在探索试行。建议所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单位或部门,如针对未成年人的各级各类课外培训机构、儿童医疗机构、游乐园等场所,在招聘员工时都必须进入“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”查询,任何有性侵犯罪记录者一律不能录用。还要建立严格的追责制度,未按规定进行查询或查询有相关犯罪记录仍录用的单位,需承担相应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思东建议,鼓励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带头实施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;对百分之百落实完成年度内男性配偶陪产假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,在税费减免、融资贷款等方面给予一定政策奖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产妇压力增大。据统计,高龄产妇占我国孕产妇总数13.4%,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。伴随高龄孕产妇和辅助生殖技术受孕者的增加,产妇恢复期增长,且在孕育过程中,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双重压力,不少女性在孕期及产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,接近20%会发展为抑郁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次,家庭育儿压力增大。“全面两孩”政策实施后,孕育二孩的家庭,不仅要照顾孕妇和新生儿,还要兼顾大孩,家庭育儿压力倍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思东认为,育儿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家庭育儿人力资源匮乏。伴随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,“421”、甚至“422”家庭模式呈现主流倾向,“倒金字塔”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背负沉重的养老压力,加之城乡、城际频繁流动的常态化,祖辈与父辈、孙辈异地生活,夫妻异地情况较多,加剧了育儿人力不足的矛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走访调研中,刘希娅代表发现,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,犯罪嫌疑人不少是被害人在学校或补习机构的老师等熟人。2019年3月,“女童保护”座谈会发布的《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》显示,2018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受性侵儿童超过750人。在作案者与受害儿童的关系方面,熟人作案210起,占比66.25%;其中师生关系有71例。比如,某地一名小学校长曾因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,出狱后竟然又成为一所国际学校老师,再次利用职务之便猥亵学生。预防未成年人性侵的发生,关键还是要重点关注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人群。